福建法治报—海峡法治在线10月13日讯 他们，罪大恶极，灵魂扭曲，血债累累……而这样的一群恶人，全都关在一个监区，那是怎样的氛围?终日面对他们的监狱民警，又是怎样的感受?

这个监区，叫“建阳监狱九监区”，全国第一个、全省唯一一个集中收押限制减刑罪犯的监区。

对限减罪犯如何教育?适用什么管理模式?让他们重新认识生命，与社会产生联结，是刑法在惩戒之外更深远的任务与思考。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民警就是这样一群帮助恶人认罪悔过、找到生命纽带并将其重新系上的人。

危险，是对这里最直接的概括

背后建筑的门缓缓关上，监区长童亮仰头望了眼和身上制服一样颜色的天空，长长地舒了口气。每次结束全封闭执勤后，童亮都觉得仿佛来了一次脱胎换骨。

“在监区的时候，同罪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他们看不到天空，我们也一样。”童亮说。

关上门的建筑正是第九监区。出于管理严格的需要，建筑被设计成“回”字形，“回”字的中间焊着铁栏杆，抬头看到的天空是布满铁网的蓝色格子碎片，戒备森严。不过，更挑战人的，是时刻紧绷着的神经。

“抱着对讲机入眠，背着武装带等天亮。”刚调入监区的头半年，童亮根本没有睡过整觉。偶尔在下半夜打几个盹，也不敢睡得太深，暗处似乎总有不易察觉的躁动。电警棍、对讲机、催泪弹……超过5公斤的警械装备，民警在睡觉的时候也不曾换下。睡梦中，童亮总是习惯性地交叉双臂，或将手放在腰间的警用装备上，高度紧张的防御状态，在肢体语言中展露无遗。

而这种警惕是必需的。

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被称为“重刑犯中的重刑犯”，他们中90%以上都有命案在身，每个人都是监管改造中的“不定时炸弹”。蓄谋结束自己的生命、寻衅滋事威胁民警生命安全……对抗改造，这个监区罪犯的手段总是更极端。“危险”是对这里最直接的概括。“社会危害性大、普遍存在暴力人格倾向、适应社会程度低、思想上悲观绝望是关押在此处罪犯的几个重要特征。我们面临的危险、管理的难度，超乎想象。”九监区民警曹宇说。

法治，是对这里最有效的管理

2018年，童亮调任九监区监区长。

“他后悔地对我说：‘警官啊，我当时真的不知道砍几棵红豆杉是要坐牢的，如果有人和我说一下，我也不至于走上这条路。’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许多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是因为对法律的无知，而监狱是最需要法治的地方，罪犯最需要补上的就是法治课。”18年前，当童亮还是一名管教时，一名罪犯与他的谈话成为了他探索法治化监管工作手段的发端。

“监狱为党和人民提供的最好的‘公共产品’就是守法公民，这也激励我把法治思想应用于限减监区的工作中。”童亮说，到九监区后，他把“礼法兼治、唯实求新”作为监区的工作宗旨。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九监区借鉴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建立了调解员制度。

“罪犯刑期长，一般在服刑第七年前后，发现减刑遥遥无期，余刑长路漫漫，往往出现情绪失衡。这期间很容易冲动，因小事与他人产生矛盾，进而危及监管安全。”曹宇解释。

九监区在每个号房设立了一名罪犯调解员，制定调解员的考核奖惩机制，确保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得到化解，达到事前预防的效果，形成了大调解的格局。推行调解员制度后，九监区成功化解了各类矛盾纠纷268起，监区连续32个月没有发生罪犯重大违规事件。

在“礼法兼治、唯实求新”的限减改造精神的背景下，2018年至2021年间，建阳监狱九监区不断摸索完善法治思维下的监狱现代化管理手段，在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总结出了“四步”教育法——管得住、聊得来、引得巧、教得好。

“管得住”，将枫桥经验纳入其中，丰富网格化管理监区手段。将罪犯的三大现场划分为若干个区块和若干个层级的网格，每一个网格都指定专人负责，并明确职责。同时，制定配套的网格化处突预案并反复演练，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在最短的距离，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手段化解危机。

“和罪犯要‘聊得来’。我们一板一眼跟罪犯讲政策、讲法律、讲规章，是很难说到罪犯心坎上的。”童亮说。

“警官啊，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回家，我最近心里不安，看是不是我家门前那棵风水树倒了。”一天，一名罪犯在和民警的谈话中忧心忡忡地说。

在他打完电话后，民警掌握了他迷信“风水”这一特点，经常跟他聊风水，利用其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的心理，引用佛学道理与他进行交谈，引导教育他赎罪积德。这样的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引得巧、教得好’就是用我们民警自身的正气来引领他们。民警执法公正、履职到位，就能潜移默化地感染罪犯。另外，民警也是罪犯的老师，教会他们懂法守法，认罪悔罪，才能把他们转化为守法公民，降低再犯罪率，守护人民的安全、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