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诈骗手法花样繁多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利用二维码诈骗的案件屡屡发生，类似此案的诈骗手法只是诈骗团伙的一种手段。

记者发现，类似在直播平台上实施诈骗的作案手法大多是扫码充值。众所周知，网络主播盈利的主要形式就是粉丝的刷礼物打赏，粉丝如果给主播刷礼物就需要充值，而充值一般是确定充值数额，然后弹出支付二维码，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完成充值。

诈骗嫌疑人大多是利用这一环节，声称自己是平台客服或者内部人员以吸引受害人入套，诱导受害人扫码支付，受害人充值的金额直接进入嫌疑人的账号。

除此之外，记者调查发现，二维码诈骗不仅在直播平台存在，在其他平台也大量存在。如诈骗嫌疑人在各大社交平台或QQ群发布一些兼职刷单的广告，用户添加诈骗嫌疑人QQ或微信后，被要求以扫码付款的形式交纳保证金，受害者付款成功后常常面临被对方“拉黑”的结局。

诈骗嫌疑人冒充一些平台的客服人员实施诈骗也是常见的操作。比如，嫌疑人宣称自己是一些商品交易平台的客服，并告知用户在网上购买的商品有问题，要给用户办理退款。用户添加诈骗嫌疑人微信后填写相关资料，不知不觉陷入圈套。

还有一些诈骗嫌疑人假冒网上商城的客服，称用户商铺被冻结，解冻的过程中要求用户成为诚信商家，并交纳诚信商家保证金，扫码支付或者直接称解冻商铺需要花钱……

平台有安全管理和提醒义务

据记者了解，二维码诈骗是网络诈骗的一种主要形式。有人认为，对于一些有充值服务的平台来说，如果其对诈骗发生前后并不知情，则平台没有责任;也有人认为，拥有充值服务的平台成为新型二维码诈骗的“提供方”，构成共同诈骗。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说：“共同犯罪要求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拥有充值服务的平台可能在客观上便利了诈骗嫌疑人，但很难说构成诈骗罪共犯。当然，在平台发现类似问题之后，应当积极采取防范措施，如对用户进行安全提示、保管好用户的个人信息等。”

郑宁告诉记者，如果平台发现类似问题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则可能会因为未履行平台安全管理义务而受到行政处罚，严重的可能会构成我国《刑法》第286条之一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拥有充值服务的平台作为运营方，提供充值二维码是其正常的运营活动，也是为了方便用户充值而设置的便捷途径。但是，由于二维码充值的便利性和开放性，令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如果平台并不知道诈骗行为的存在，只是不法分子利用了其提供的支付二维码进行诈骗，在这种情况下，则不能认定充值服务平台是明知诈骗而积极提供支付二维码。”广东律师苏丽云告诉记者。

苏丽云说，退一步说，即使平台方明知道存在不法分子利用其二维码进行诈骗，也不能推定其与之形成联络，因为我国《刑法》上的“明知”必须是“明知他人”，即具体、特定的人。平台方只是得知有诈骗行为，但并不明知具体是谁实施诈骗，正如电信运营商不可能不知道有人利用电话、短信诈骗，打车软件不可能不知道有人利用平台违法犯罪。

“综上，即使有不法分子通过充值服务平台提供的二维码实施了诈骗，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也不能对其客观归罪，通过分析其客观行为及主观罪过，在没有证据证明平台与不法分子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前提下，不宜以诈骗罪论处。”苏丽云说。

苏丽云还告诉记者，尽管充值服务平台没有触犯刑事犯罪，但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仍需进行分析。不法分子的诈骗及洗钱犯罪活动，均利用了充值服务平台的前端监管漏洞进行，因此，充值服务平台的事前注意义务是否缺位成为问题的关键。结合提供充值服务的平台的特性，事前注意义务应当包括：网络充值服务协议的合理提示及告知义务;对网络账户使用者的一般监管及规定;事前对侵权、犯罪行为的后果告知及警示;一般风险提示及用户提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