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厦门为例，该市对全市地址门牌、实有人口、房屋、单位以及车辆、船舶、手机号码、煤气罐、烈性犬等信息全面采集，核查、登记率达到100%。

厦门滨海街道副主任杨邑新说：“通过大排查摸清了基层底数，不少数据是此前多年没有全面掌握的，例如寺庙、道观等场所的人员、物品信息，每栋房屋的电路、煤气管道是否老化，哪些窨井盖存在安全隐患，各家各户有多少管制刀具等。这些数据对于今后的社会管理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基层信息大排查、推进视频监控互联互通基础上，福建探索信息融合、智能化运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厦门创新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整合72个部门和单位95类1.2T海量数据，实时对接38个专业系统，实现数据资源一体化，由管理中心进行大数据碰撞分析，及时发现隐患风险，并根据风险隐患内容，向相关部门发出指令，调度各方力量，高效协同处置，为预测预警预防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走进莆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可以看到大屏幕上实时传送着城区主要街道、路口的高空探头视频，数十名视频查找手紧张有序地观察着视频中的车辆行驶状况。

莆田市综治办副主任林春新介绍说，近年来该市持续推进以视频监控为核心的“雪亮工程”建设，已安装覆盖城区、主要镇街、村庄(小区)的视频监控探头8.3万多个。公安机关将视频监控资源与数据挖掘、人像比对、车牌识别、智能预警等技术融合集成，有效提升了治安防控能力。2017年以来已利用“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等大数据破获刑事案件631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36人，处置道路交通违法案件13.2万起。

此外，福建多地探索建立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综治微网格”等平台，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将获悉的社情民意、矛盾纠纷等通过手机实时上传，后台有专人负责受理、流转、处置、回复。

以法治促长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福建多地采访发现，福建以推动地方立法、严格执法、创新普法等形式，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安保中，福建强化法治保障，各地各有关部门在出台社会治安、公共安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领域临时性行政措施前，开展立法论证和风险评估，遵循必要、适度原则。对于社会管控中的难点问题，如客运车辆实名购票、瓶装液化气销售、“无人机”管理、邮政寄递业执行“百分百通过X光机，百分百实名登记，百分百开包检验”等，以立法形式做出规定，做到了管控有据，依法办事，也确保了执法的统一性、延续性。

“处理缠访闹访是头疼的问题。”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少数上访人员利用各种重大时间节点，赴省、进京上访，特别是非正常上访，要挟地方政府，达到个人非法利益。有的明目张胆索要住宿费、餐饮费、车费、“辛苦费”，有的要求解决个人及子女就业，享受公务员医保、社保待遇等。而个别地方为了将上访人员稳控在当地，满足其提出的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诉求，更加助长了“大闹大解决”心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探索以法治化思维和方式破解此类难题，取得良好效果。

龙岩市信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先后对3起长期无理缠访闹访、组织群体访、采取极端手段表达诉求等行为果断“亮剑”。对挑头闹事的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的人员予以刑事处罚，刹住了少数人员缠访闹访之风。

龙岩市委相关负责人说：“一方面要以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处理人民群众每一件合理诉求;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纪、法律权威，对于极少数错误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以造势生事牟取个人无理诉求的行为，必须理直气壮地依法、依纪处理。”

接受本刊采访的福建多地基层干部表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感的矛盾纠纷、风险隐患仍然处于高位，基层干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处理矛盾纠纷，全民守法的自觉和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社会心理还没有完全形成，社会治理法治化还存在薄弱环节。同时，少数基层干部急于推动工作，方式粗糙，缺乏法治思维，不讲究法律程序，对于群众权益保护不周，容易激化矛盾，造成维稳压力。

“破解这些难题，补齐社会治理短板，需要持续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王洪祥表示，应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将基层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及时上升为地方立法;对于社会治理重点难点问题，适时出台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完善执法标准和程序。同时，注重提升领导干部、执法人员运用法治手段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将增强全民守法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平安建设基础工程，在全社会倡导契约精神，树立规则意识，培育法治信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 郑良 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