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缘何成为公害

“AI电话应用场景有两大方面，一是正规的企业电话外呼，帮助企业呼叫中心完成更繁重费时的电话外呼服务;二是用户拨入电话的自动应答，语音识别关键词进行判断，并回复相关服务，相比简单的语音互动系统服务更直接高效。”杨启波告诉记者。

对于AI电话带来的风险，杨启波也十分担忧。杨启波认为，AI电话的本质还是电话营销服务，和常规电话的区别主要是在拨打电话主体，AI电话的拨打者是具有一定人工智能水平的语音机器人，但是无论在哪种电话营销的过程，都离不开掌握用户的隐私信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用户进行呼叫，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电话骚扰，甚至还可以用于诈骗等非法目的，给个人造成危害。

《武汉晚报》2017年4月曾报道称，武汉锅炉厂女职工吴某接到电话：其女儿杨某被人绑架，让其速汇款5万元到指定账户上，不准报警，不准挂电话，否则撕票，电话那头传来女儿“妈妈，救我”的哭声。后经查证，女儿的声音实为不法分子利用网上的声音合成软件合成。

2018年8月，工信部曾就骚扰电话治理回复记者称，当前，骚扰电话治理工作已逐步进入“深水区”，现有单纯依靠管控通信渠道的做法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明显成效，源头治理亟待加强。对经警示仍继续采用电话外呼方式违规经营扰民的，依法予以处罚并公开曝光，堵住骚扰电话产生源头。

骚扰电话缘何成为公害?工信部表示，处罚尚无法律依据。法律上，我国对“骚扰电话”一词尚无明确界定，关于商业电子信息扰民问题亦无专门的立法。尽管其他法律等有“未经电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原则性要求，但问题方主体责任不明晰，亦无相应罚则，管理上落地执行存在实际困难。

中消协此前发布的《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者遭遇过个人信息泄露，个人信息泄露总体情况比较严重。调查结果显示，个人信息泄露后遭遇的常见问题，包括推销电话或短信骚扰、接到诈骗电话、收到垃圾邮件等。约86.5%的受访者曾受到推销电话或短信的骚扰，约75.0%的受访者接到诈骗电话，约63.4%的受访者收到垃圾邮件，排名位居前三位。此外，部分受访者曾收到违法信息如非法链接等，更有甚者出现个人账户密码被盗的问题。

“除了《刑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以及《民法总则》个别条款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规定之外，我国尚没有其他的相关规定，无法较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被侵犯。”陈晓薇认为，可以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制定更严格的行政法规，在民事案件当中，应当对于举证责任有更加科学的划分。陈晓薇还提醒个人在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网络过程中，也要加强信息保护意识，慎重填写个人隐私信息。

(新京报)

观点采撷：

骚扰电话，没有泄露就没有伤害

每天800到1000通电话，根据对方不同回应给出最佳应答，全程保持礼貌友好，没有任何负面情绪……这样一群任何企业都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推销人员，意外地被AI技术实现了。

AI技术在电话推销行业的出现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推销成本的大幅降低。原来人工环境下，需要养一大帮人和一大堆设备，现在几台机器就能完成同样的工作量，效率极大提高，骚扰公司摆脱了人工成本最大的制约。而另一个变化则是，原来人工有情绪的需求、有生理的极限，可是人工智能没有这些困扰，你让它干多少它就能干多少、让干多久就能干多久，不知疲倦，永远爱岗敬业。

必须认识到的是，技术都是有两面性的，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可能就有不同的结果。它可以是公共服务、个性化服务的载体，可是一旦被滥用就可能助纣为虐，给骚扰电话大开方便之门，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防止技术被滥用。

新技术再怎么先进，它也是建立在信息泄露的基础上的，没有信息泄露，再厉害的骚扰技术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没有从各个地方各个行业流失出来的用户个人信息，人工智能又有什么办法锁定目标定点骚扰呢?所以，扎紧信息安全的篱笆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应该在加快信息安全立法，保护个人信息，抬高信息犯罪成本上面多想办法，通过这些办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幕后黑手有所顾虑，不敢为所欲为。

另一方面，既然骚扰公司可以用新技术行方便，但监管部门也完全可以据为己用。新技术有它的特长，当然也有它的软肋，在打出电话的同时数据也一同保留了下来，这给侦破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只要肯打击愿意打击，就必定会增加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他们就不得不仔细掂量违法的后果。

(高路 钱江晚报)